马书香那时已到她幼儿园上班了。马书香高中毕业后在玩了几个月，每日在家做饭、洗衣，有时也帮忙做生意。他爸给她先找了一份“长航”的“大集体”工作，据说考试第一名被录取，但当时那一批都分配到船厂做辅助工，有的是油漆工，有的是焊工。她每天做的事就是为进厂维修的轮船做除锈、打油漆的活儿。马书香做了一个星期，闻不得油漆味的她吐了几次，就不再去了。等他爸出差回家，她已被公开除了名，想回去调其他岗位都不行了。
几经打听，再次找到了老熟人、她妈上班的街道幼儿园的园长，说正好要新开一个班，在招老师。园长知道马书香是高中文化就点头同意。那年代一般读幼师专业的都是中专文化程度，中专与高中生的学历相当，但是幼师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到街道小幼儿园的少，于是就让马书香去面试。马书香性格活泼，唱了两段歌，讲了一个自编的童话故事，被园长相中了，次月就上了班。
几年后，她成为该园的骨干老师，这是后话不提。
刘家翠手术后，家里冰棍摊的生意并没有停，懂事的马书香每天下班到医院来照顾她。
一周后她出了院，医生让她在家休养，加强营养，她却在家没呆两天就闲不住，乘休病假到摊位上帮忙做生意。说是帮忙，她一去就成了主力。
时间站长了、走动多了，加之休息和营养不足，让她的伤口愈合恢复差，肚子上留下一个一指多长的结了瘤状突起的疤痕。这疤痕每每变天时就作痒作疼。她却连挠都不敢挠，怕挠抓破了更麻烦，就只好隔着衣服摸挲止痒。
刘家翠为分房的事跟马知元争吵也有她的道理：
一，她也认为下一次分房时他们家会分得更大一些。她听说这次分房家里没能分到三室一厅，除了不是双职工外，另一大原因是他还不是“老轨”（注：轮机长），而别个“老轨”就分配得更大一些。下一次，他肯定就考下来了，甚至有可能从二等船的“老轨”升成一等船的呢，级别更高。但是，这一次如果分了房，下一次就没资格了，所以等下一批应该是好事。
二，她认为在花桥小区做生意不是一会儿的事。那一带虽然规划是大型居民区，但建设时间长着呢。
她说，你看，我陪你去，脚上是一脚的乌黑泥巴，水泥路都没有。而且今天晴，这是昨天下的雨，我的裤子也被路过的车溅起的泥水弄脏了！过了黄孝河上的桥，桥那边，还是一块块的菜地，我们小区的新房子还被菜地包围着。河两岸的居民区和单位的建筑相比，一个是城里，一个就是乡下。
还有，那黄孝河的水臭得很，臭得发黑，我们以后住到那里天天要闻，怎么办?没想到，花桥就真是一座雕花的水泥桥，而前面的三眼桥就真的有三个桥孔呢。有河，有小桥，将来怎么通公交车？我们搭24路公交下车后还要走两三站路才到家。
而且，照目前这种情况，我们就算搬到花桥去住，那里暂时也不适合做生意，真能在花桥做生意也是两三年之后的事吧？这几年，我们的摊位还在这边，问题是我们得两边跑，晚上要回这边睡，这就难啦！
你上班为主，经常出差，累的不是你。让老人两边跑，小孩上学也是一样，你要想象一下我们的难啦！
为房子的事，马知元和刘家翠经常讨论和争吵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当时，如果早知道三房与两房的房价在二十年后达到几十万的差别，这几十万是他们冰棍摊几年都赚不回的，他们的选择就不一样了。
“想等到单位分到更好的房子不现实，”马知元说，“过一两年，我的条件提高了，别人也一样，单位每年考取‘老轨’资格的有一二十个，但有了资格证书不一定任命职位，没那么多的船和空余的职位给你，考了资格证也没用，何况不是那么容易考的，你没考过，不知道有多难。再说，家里儿女大了，书香都上班了，偶尔会有同事来，再说她也到谈朋友的年龄了，住得太寒酸，我们得改变啊。”
好在，那时马家的大儿子马书乐考了中专，到学校住读去了，只周末和放假才在家。
最终马知元还是决定选择一处面积略大的，楼侧带拐角阳台的二楼房子。听说那栋楼的马路对面规划的是菜市场，居家买菜十分方便呢。
一楼他们实在是住厌了，采光差不说，下水道还经常堵，楼上丢进下水道的大点的东西最后都塞在一楼外的管道，进不了化粪池，把一楼的下水道一起堵着了。住一楼的人经常要花钱请人来掏不说，还一屋子常弄得臭烘烘、脏兮兮。
还有就是楼上经常乱丢东西，高空抛物。一次马家老汉在屋后阳台处被楼上不知谁家掉下来的啤酒瓶砸着，砸着脚趾，粉碎性骨折，住院一周，又回家休养了两三个月才好，不但做生意少了人手，还要抽空照顾他。但幸好只砸着脚趾，如果是头可能就一命咆呼了。找楼上六户理论，却没一家承认。而且，楼上晾洗的衣服或者浇花时，一楼就下了中到大雨，也很麻烦。
一楼是不行的，但更高的楼层也不利于马家。他家做生意，家里冰箱要储备货，一天要上下好多趟，爬的楼层实在太累，何况家里还有两位老人。
这年正月没过完，叶秀枝终于搬到新家。这是离菜场不远处租到的一处居民楼的一楼，一室一厅独立厨卫，当然租金要比过去高些，他们每月要多做三、四天的生意才赚得回来。
那时的农贸市场既有国营摊位也有私人承包的。私人摊位将蔬菜的边皮去除，或者初略洗一下，还偶尔洒洒水，菜就水灵，卖相好，还可以还价。私营与国营的菜，价格往往差不多，那承包摊位的人怎么赚钱呢？
一靠差价，控制拿货成本，质优价低。个体户的菜是亲自去批、自己运回的，拿货时精挑细选，想到要好卖又要价格合适；而国营的菜批发时就随意得多，谈好了价，去批发的人手一指说都要了，却不管里面有残次品。用汽车拉回来后，摊位上有什么就卖什么，拿货和运输成本都比私营的高。
二是经营灵活，私人菜摊一般早上的菜新鲜，质好价也高。到下午菜蔫了，他们就会降价甩买，少赚或不赚钱也要买掉，否则压到第二天更难卖，烂了亏钱不说，还影响第二天的拿货和销售。而国营的一个价格牌从早挂到晚，轻易不甩卖的。
当然，私人卖菜的人也要会做生意，态度和善，灵光活泛。在这一点上，叶秀枝与张大雄是两个不同的类型。
第三就是玩称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潜规则。即便现在，国内的许多农贸市场也难保都是实斤足两。称一称只是有一个计算依据罢了，价钱可以谈，相应地斤两也要“弹”。
那时没有电子称，流行的是盘子称，就是那种顶上是搁东西的圆铝盘子，正面是大脸面指针显示重量克度的机械称。张大雄家的盘子称有两台，买时就让卖称的人调好的，一台是八两称，另一台是九两称。摊子两边各摆一台，看客人情况决定用哪一台。常来的熟人就用九两称，称好了往菜里找一点菜给客人，让客人认为这是免费送的，占了小便宜，其实只是恢复到应有的斤两，不差称或旺一些罢了。对陌生客，或大大咧咧的男人，就用八两称。
又到了每年闷热、潮湿的五、六月时节。这段时间，听说武昌许多大学里的大学生和一些大型企业单位和高中、中专学院都在搞运动，说是纪念***总书记逝世，也为支持北京大学生们的爱国运动。张灵火的学校也临时放了假，老师们响应号召搞集会去了。叶秀枝只好把张灵火锁在家里，怕他乱跑，出去参与游行，或者同学们乱来出事。他们有一个街坊的女儿听说从小到大是尖子生，很听话，在武昌一所著名的大学读书，她还是学生会的头头。平常表现挺好的一个孩子，头脑一热，带领同学们去堵了长江大桥，不让火车通行，被抓了。张灵火虽小，这种事搞不出，但也怕他出事。
她这天下午陪孩子学校去了一趟，学校通知准备复课了。傍晚回到菜场，做下午的一波生意，老远就看到自己的摊位不正常。
走近了一看，摊位上的菜明显被人胡乱掀过，乱七八遭的，散乱摆着，有的被丢到摊位前面的地上，被人踩过，大白菜、胡萝卜也被人摔破、摔断。一台称在地上，盘子扭曲，明显是被人踩变了形。
张志雄在摊后一手捂着脸，抽着烟，表情呆滞。叶秀枝焦急地问他：“怎么了这是？志雄，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！”
张志雄仍旧木然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